王小帅：记忆中的85班

　王小帅：记忆中的85班

　　从德胜门还是积水潭，记不得了，可能两者都不是，上345路公共换汽车。还是4357也记不得了。一路向北京的正北走，昌平方向，现在是八达岭高速。在朱辛庄站下来，往东走一条不大的路，左边开始有围墙，右边是一排什么树，外面就是田野。几百米？500米可能，左手就是一个大门，门左手竖挂着那块和现在一样的牌子，上面写“北京电影学院”。从当时二环坐那个车--唯一可能的交通工具，到目的地要45分钟，大约一堂课的时间。纯郊区。临校的农业大学证明了这一点。因为是求学，加上那6个字代表的是心中的圣土，再远也不算什么了。

　　冬天是真的脚冷。那时车上没空调，进一次北京，再回来，一路冻脚。当时十八九岁吧，总爱冻脚。现在没了。很奇怪为什么？

　　侯克明接的我们这些新生，好像他还当了一阵我们班主任。在那个狭小的宿舍里，人基本上挤齐了。侯老师跟我们说事，也记不得说的什么了。但印象中有一份兴奋，有一份神秘，有一份默契，好像有一个密码在传递，心照不宣--我们这16个人是最棒的，我们是未来的导演。

　　这个班我们一直叫它85班。

　　考之前其实我就来过，来闻闻这儿的空气。看看那些特像艺术家的在校生。周四看片也偷看过。知道有个谢飞老师，听说那时是副院长，周四就给放西方的片子，挤破门。忘不了的是那次，同样跟着美院附中上届考进学院美术系的同学往里混，挤来挤去，惶恐至极。终于安全了。那天放的两部片子应该说影响了我们一生。但也要怪那两部片子，对于没有入门的小孩来说，太高了，它们分别是《失去平衡的生活》和《放大》，从此被打懵。刚刚使我们震惊的两部中国横空出世之作《一个和八个》和《黄土地》立刻被抛到脑后，虽然我是因这两部片子才知道有个北京电影学院的。那年18岁。

　　当时没有看过《邻居》，但考试时耳朵里就知道郑洞天的名字，觉得这个名字好听，到现在还觉得好听。说是他来带这个班，大家兴奋不已。后来真是。直到我们毕业。他手把手教你每一个关乎电影的细节，对于电影他什么都知道，  同时他把他的发现和我们分享。有个同学拍了一个作业，有个镜头是河马冲着镜头张开大嘴。那个同学配音的时候自己学河马叫，神型兼似，我们很是佩服。郑老师在课堂上问是谁配的音，同学说是自己，言语间很是骄傲。郑老师说，对不起，河马是没有声带的，不可能发出那样如狮虎般的咆哮。大家乐翻了，成了日后班级的集体记忆。他和韩小磊都是恩师级的。韩小磊是课堂上给你侃大山，分他的烟抽：短前门，后来搬新地方了就把大家叫到他家吃涮羊肉。二锅头也是一块儿常喝。在学习和生活中感受到一个导演兼老师的点点滴滴。想想这样的老师，  了不起。大课有周传基，上来就在黑板上用一个大叉把好莱坞三个字给毙了，大家就热血沸腾，猛鼓掌。现在不知道周老师做何感想。好像与时俱进地开始分析好莱坞了。很好！可害了我了。用现在的话来说一直顶着周先生的那个大叉叉，被视为另类。谢谢周先生！很享受那个热血沸腾的感觉，直到今天。倪震先生也另类，明明是要讲中国电影，可每次都讲西方电影和前苏联电影，闹得大家很高兴。年轻时总有点崇洋媚外，倪先生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心理。那时他只要放中国的老片大家就抱怨，或直接睡觉，估计他也理解，年轻不懂事嘛！

　　转过新校猛地看到《小城之春》就给震住了。从此改道，从西转到东：日本、台湾的电影成为更贴近的抚慰。至今如此。

　　很多像他们一样的老师，如谢晓晶、李冉冉、江世雄等，都好。记得1987年还是1988年，我的一个学生作品去参加香港浸会学校的影展，江世雄老师带队。飞机上发餐，江老师要了咖啡，四处看，看人把一小袋东西打开倒进咖啡里，她也照做，结果咖啡不能喝了。她倒的不是糖，而是把胡椒面的袋子撕开倒进去了。大家笑个不停。可爱的老师们，学生至今心存感激。

　　85班这票人，特别是导演系，都说在校时很狂。也不知这个字安在头上是好还是不好。记得搬到北太平庄新址后，一次郑老师很高兴地说请来了当时拍完《黑炮事件》的黄建新来班里讲座。

　　，黄导演一如现在一样态度可亲地进了门。谁地‘绍完，班里竟声没一个人应声，这对一个要演讲的人来说可不妙。不知这是不是狂，或是不懂事。